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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协调促案结事了 医患双方握手言和【正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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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协调促案结事了 医患双方握手言和【正版管

339身为父亲的李金昊(化名)平日里与三个子女关系颇为紧张,为了教训教训儿女,他一怒之下以不赡养为由将三个子女告到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庭上,三个子女情绪异常激动,声称身为父亲的李金昊不仅生活条件非常优越,而且对家人态度恶劣,甚至在与母亲离婚时还曾试图转移百万财产。 为了这场官司,李金昊专门聘请了律师,三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子女却无法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如果仅凭双方的证据交锋,三个子女必然面临败诉的结局。 法官张黎却没有在此止步,为了查明事实,她主动到各相关部门调取证据,结果证明三子女的指称并非空穴来风。在充分的证据面前,李金昊选择撤诉,三个子女也对法官帮助查明事实、主持正义感激不尽。 法官张黎告诉记者,帮助诉讼能力较弱的当事人调取证据并不是她个人的办案行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的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互补型审判方式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房山法院自2008年开始推行互补型审判方式以来,取得了上诉率下降、信访上访率下降、裁判文书自动履行率提高的两降一提高良好效果。 主动调取证据还原事实真相 谈到何为互补型,房山法院副院长张仲侠这样解释:所谓互补型审判方式就是通过强化法官调查取证和诉讼提示两项职责,更好地发挥法院审判职能作用,弥补当事人诉讼能力弱或不平衡的不足,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案结事了的一种审判方式。 听起来有些抽象的审判方式改革的新尝试在房山法院早已深入人心,并贯穿在了每位法官的工作之中。 该院民三庭法官王宁是这一审判方式的践行者之一。 去年年底,王宁就通过主动调查取证化解了一家人因为买卖合同而产生的纠纷。 原告李宁(化名)和王刚(化名)是被告李亚(化名)的妹妹、妹夫。因为被告李亚从原告李宁、王刚处拿树苗栽种,双方口头约定,如果遇到拆迁政府给予树苗补偿,李亚应该支付给李宁夫妇相应的树苗款。不久后,李亚果然获得了25万余元的树苗补偿款,可却拒绝依约付给王刚和李宁10余万元的树苗补偿款。双方为此闹上了法庭。 案件审理过程中,李亚根本不承认与妹妹、妹夫之间是买卖关系。为了查清事实,王宁等人多次前往李亚居住地的村委会了解情况,到区林业局调取涉案年度的树苗价格,调取了树苗评估报告。最终根据证人证言、参考林业局及拆迁报告确定了案件事实,判令李亚支付王刚、李宁树苗款4.5万元。 案件宣判后,原告对判决结果非常满意,被告也主动依照判决履行了给付义务。 通过这个案件,王宁感受到:作为法官必须多做庭审外的工作,只有使案件事实清楚了,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去裁判,才能够让双方当事人都信服。 提示贯穿始终平衡诉讼能力 张仲侠对记者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当事人的程序意识有所提高,但诉讼能力存在差异也是一种客观现实。在此基础上,如果只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举证义务,过分强调司法中立,而对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平衡的状态消极对待,很容易造成案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被简单处理,其结果必然是当事人的不服。 为了尽可能纠正这种不平衡,互补型审判方式还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把提示工作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 今年2月,4名背井离乡来京打工的农民工起诉要求被告单位按照日均100元的工资标准支付拖欠工资。被告单位认可拖欠工资这一事实,可认定工资标准应该是60元/天。对于这个工资标准,完全是与单位口头约定的农民工拿不出任何证据。看到这种情况,王宁耐心为4名原告分析案件的法律关系,讲明法院还可以认可的证据类型,提示他们尽可能多地搜集证据材料。在法官的提示下,4名原告找到了一位了解情况且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终于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了有力的支持,并最终胜诉。 王宁说,对于这类案件,他们都会充分行使释明权,履行告知、提示义务,尽可能地给予弱势方充分的证据指导,从而还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裁判结果。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王宁所说的这种释明,在房山法院除了意味着诉讼过程中的提示外,还包括立案提示、庭审提示和判前提示。 摆脱被动消极转变三大理念 张仲侠告诉记者,强化法官调查取证,强调诉讼提示是互补型审判方式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但事实上,这种审判方式更多的是要改变以往法院过分强调当事人主义而消极、被动审案的理念。 所谓互补,就是要求在诉讼程序中,同时发挥当事人和法院双方的作用,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共同推进诉讼程序,促进纠纷的彻底解决。在这种审判方式下,要求法官在审判理念上,要实现从单纯行使审判职能向为人民司法、从单纯审理案件向为当事人解决纠纷、从单纯依法裁判向多做庭审外工作的转变,要多做诉讼指导、法律释明、说服教育及与有关部门协调等庭审外工作,以解决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实践中,法官能动作用的发挥并非没有界限,为了避免由于法官过度介入诉讼而矫枉过正,房山法院对法官主动调取证据和如何进行判前提示都出台了详细的工作规定。 房山法院院长孙国鸣评价说,实践证明,互补型审判方式尽管对法官综合素质的要求更高了,对法官精力付出的要求更多了,但却切实取得了案结事了、彻底解决纠纷的成效。较早响应这种审判方式张黎对此深有感触,在他2008年审结的335件案件中,调撤率接近80%,信访上访率仅有0.6%。 对于这样一种探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认为:在审判过程中,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法律知识等问题,加强提示,说明诉讼风险,这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 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则提出,互补型审判方式体现了对法官作用如何发挥的一种探索,要使法官既不全面主动的包揽诉讼,也不过于消极的中立,从而实现审判的直接目标、价值目标、社会目标的统一,促进案结事了目标的实现。

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人民法院陆屋法庭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坚持调解优先,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着重对医疗机构和患者做好协调、沟通工作,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达到案结事了。近日,一件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医、患双方历经该庭法官多次沟通、协调,并在法官的主持下,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医患双方在法庭上握手言和。 2010年3月3日,灵山县旧州镇村民李某、陈某的儿子李某某因患病而到灵山县某卫生院住院治疗。3月14日,该卫生院的医师对李某某实施手术后,李某某出现了不良反应,经送钦州市某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是被告的过错而导致了其子李某某的死亡,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被告则认为原告要求的数额过高,不同意赔偿。原告在多次索赔无果的情况下,于2010年4月1日起诉至灵山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灵山县某卫生院赔偿原告人民币10万多元,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 中年丧子的原告,在向被告索赔遭拒绝后十分气愤,认为被告在故意逃避赔偿责任,于是召集了十数人到被告处,扬言如果被告不赔偿,就报复被告。为避免双方当事人的矛盾更进一步激化,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主办法官在了解案件的情况后,通过多次联系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对双方进行了说法说理,数次召集双方进行协商、调解,最终促使原告与被告达成和解,由被告灵山县某卫生院一次性赔偿给原告人民币12万3千元。

(方孝红) 5月9日,一件买卖合同纠纷案顺利结案。原告铜陵县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沈阳某公司继续洽谈后续合作的相关事宜。双方均对案件的承办法官严立新表示感谢,感慨安徽省铜陵县人民法院法官不远千里奔波查询“失踪”企业,使该案顺利结案。 今年3月,铜陵县法院民二庭收到了一件买卖合同纠纷案,原告在诉状中称:2008年1月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工矿备件销售合同”约定被告供破碎机5台。2011年1月17日前原告依约付款143万余元。之后被告用汽车将设备运至原告矿山。其中两台破碎机不符合合同要求。后经被告多次调试、更换仍无法满足原告要求,也不符合合同约定。后双方几经协商未果。于是原告一纸诉状将被告告上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货款14万余元。 该案的被告远在沈阳,法院于是依法采取了邮寄送达的方式,不料邮件却被退回来,原因是“地址错误”。也难怪,原、被告双方还是在2008年合作的,距今已有五年多时间,可能被告的地址发生了改变。于是法官决定亲赴沈阳调查“失踪”企业。 到达沈阳后,法官们顾不得休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沈阳市工商局,依法查询后终于查清楚2012年被告变更了公司住所和经营范围;而被告又属于一个大型国有集团公司,2007年这个大型国有集团公司又成立了一个矿山冶金设备分公司,经营被告的业务,该分公司于2009年又变更了企业名称,2012年该分公司又变更了负责人。 理清弯弯绕绕后,法官们按图索骥找到了该公司,公司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法官们,并表示会与原告协商处理涉案破碎机相关事宜,达成初步书面协议。 回铜后,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远程协商,并通过传真、邮寄文书等形式对该案进一步达成最终协议,并商洽了下步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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